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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沙漠之花》导演:改变生活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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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瑞·霍尔曼和华莉丝·迪里2010310日参加《沙漠之花》在西班牙马德里的首映式)  

 

2009年,德国电影导演雪瑞·霍尔曼(Sherry Hormann) 基于世界黑人名模华莉丝·迪里的自传《沙漠之花》一书拍摄的故事长片正式发行。20101月,这部电影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电影奖中赢得了“最佳影片”奖,并被提名德国电影奖“优秀故事片”金奖,在圣塞瓦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最佳欧洲电影”观众奖。

《沙漠之花》是近年来国际上最著名的一部关于女性割礼的故事片。这样一部影片又是如何摄制而成的呢?本报记者田宇在柏林采访了《沙漠之花》的编剧兼导演雪瑞·霍尔曼。

记者:您在大学学的就是电影专业,曾经拍过很多部喜剧片。《沙漠之花》有很幽默的部分,但毕竟是以非洲女性割礼为主题的一部影片,引起的政治反响也很大。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政治题材的电影的呢?

霍尔曼:我拍过一些喜剧片,这些片子很成功。我知道怎么通过喜剧引起观众的兴趣。所以我就想,既然我能通过喜剧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下次要试着做一个政治题材的片子,让观众在娱乐之余意识到,生活中除了自己的问题之外,还存在着其它问题。

记者:非洲女性割礼是一个很不容易处理的题材,它的残酷性和隐私性很难表现。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呢?

霍尔曼:我以前并不了解这个题材,也不了解非洲。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陌生。在我读了《沙漠之花》的原著之后,我才对这个题材感起兴趣来。这本书是非洲名模华莉丝·迪里在90年代出的一本自传性畅销书,我当时没有关注这本书,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已经很成功了,而我感兴趣的是那些无人问津、被人遗忘的东西。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太傲慢了,这个题材是如此重大。我能来拍这个题材,真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读的这本书呢?

霍尔曼:四、五年前。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彼得·赫尔曼(Peter Hermann)向我推荐了这本书。

记者:这么说是制片人先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然后找您来做导演,是吗?

霍尔曼:是的,正是这样。有一天,他说他想见我。见面后,他塞给我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我打开塑料袋一看,里面放着的就是这本《沙漠之花》。给我这本书干什么?我说我没读过这本书。他很惊讶地说:“什么?你没读过?可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他问我愿不愿拍这个题材。

记者:听说曾经有好几位想拍《沙漠之花》的导演都被华莉丝·迪里拒绝了。您认为制片人赫尔曼为什么找您来做导演呢?

霍尔曼:我想他是考虑得很清楚之后,才来找我的。首先,他想找一个女导演来拍这个题材。另外,他知道我喜欢拍有娱乐性的电影,我会考虑观众的心里,使观众在笑声中去感受别人的痛苦。华莉丝希望影片要有幽默感。

记者:您出生在美国,在德国生活多年。您选择这个题材跟您自己的经历多多少少有关联吗?

霍尔曼:这部片子是用英语拍摄的,我的母语是英语,所以工作起来很方便。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不知道哪里是我的故乡。我倒底属于哪里?不是德国,也不是美国。哪里有人,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吧。华莉丝·迪里也一样,我们都面对着一个应该归属于哪个文化的问题。对我来说,哪里好,我就选择哪里。这样做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让我像一个没有运行轨道的星球一样一直漫无目的地漂游。

 

(第一次见到Sherry Hormann是在不久前的一个德国电影剧作家协会召开了研讨会上。会议室里坐满了人。Sherry最后一个进来,一身运动爱好者的打扮:

上身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袖衫,外面套着一件浅灰色的短袖衫,配上牛仔裤和脚上的运动鞋,好像随时要去篮球场打球,玩一场的样子。)

者:拍人莉丝·迪里是世界名模。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使得她变得很有胆量,也很敢与别人争论。她和电影中那个娇柔的主人公有很大差别吗?

霍尔曼:当我们去拍一个人时,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已经被生活打上深深烙印的一个人。我不知道12岁的华莉丝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她刚到欧洲来的时候是什么样。我想,我们面前这个经历了风霜,“满身盔甲”,敢说敢吵的名模,在20年前一定和今天不一样。那时的她很胆小,对西方文化礼仪一窍不通。所以,我们要把当时的那个女孩的形象找回来。我们在银幕上呈现的这个形象是成名之前的华莉丝。

记者:能讲讲您和华莉丝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吗?

霍尔曼:华莉丝是在沙漠中长大的牧羊女。她没有受过我们所受过的教育。她和知识分子不一样,是一个完全凭感觉处事的人。她马上就能感觉出对方是不是真诚,能不能一起共事。她全凭感觉。

我们见面时,我告诉她,我知道一个女人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告诉另一个肤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女人意味着什么。于是,我也开始跟她讲我的生活。我不是作为一个导演或作家和她交谈,而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和她一样的生命和她交谈。我想,是这个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她接受了我。

记者:您们第一次见面时,花了多长时间,华莉丝才决定让您来拍她的生平的呢?

霍尔曼:花了两个小时。我们是在慕尼黑的一个餐馆里见的面。我和彼得约了她一起吃饭。她来的时候带了一队随送。见了面,她有差不多整整20分钟的时间一句话都不说,也不理我们,只顾摆弄她面前的那盘鱼。我当时想,她可能不想跟我们合作,我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呢?转念一想,她也许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坚持住吧。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对我的考验。对了,您是哪里人?是中国人吗?中国不是经常有师父考验弟子的故事嘛,给你三道题,让你来做。我觉得,我当时也好像经过了这样一场考验(笑)。当时我就想,好吧,还要我经过哪些考验,你才能接受我呢?

其实,华莉丝开始时不搭理我并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她和我之间还有距离。她也不想讨好我,而是希望我去发现她,发现一个真实的她,不是媒体中的那个她。

记者:希望您像读书一样去读懂她?

霍尔曼:没错,就是这样。

记者:在拍片过程中,您和华莉丝的接触多吗?

霍尔曼:当然,我得了解她,所以我见了她很多次。她不是那种跟你一起坐在桌边聊天,让你记录或录音的人。当时,她住在维也纳,我去拜访她,我们经常在城里散步,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她不让我录音,所以我得把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脑子里,晚上回到酒店后,再赶快记下来。

记者:她的一生涉及到很多人和事,您是怎么去做调研的呢?

霍尔曼:我没法去索马里,因为那里在打仗,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但是,我去了索马里边境,也在伦敦见了很多与华莉丝打过交道的人。

记者:女性割礼的话题在很多伊斯兰国家都是禁忌。您拍这样的题材,不担心自己的安全吗?

霍尔曼:当然会。我也有孩子。我们在家里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如果我总是因为恐惧而躲避的话,我就没法活了。

记者:《沙漠之花》讲述的非洲女性割礼的问题。但是,它讲述的好像还不只是这些。对您来说,这部影片还讲述了什么?

霍尔曼:这个问题问得好。对我来说,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如何勇敢地面对生活。

 

记者:拍这样一部题材的影片,一定也需要勇气。您去非洲拍片是否遭到过袭击?

霍尔曼:从您提的问题里就知道您一定是来自一个经常需要面对“勇气”这个话题的国家。我前一段去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也是一个每天一睁眼就要有勇气面对生活的地区,有这样经历的人,才会问这样的问题。

是的,我们在非洲时,曾经被当地人拿石头砸,那场景很可怕。

记者:是调研的时候,还是拍片的时候?

霍尔曼:调研和拍片的时候都碰上了。我们在吉布提(与索马里接壤)仿照索马里首都摩加迪休的集市,按照1:1的比例搭了一个外景。为了安全,我们请了当地的警察来保护我们。当时很热,有40度,我们没带面纱,但是按照当地的习俗,穿着长裤和长袖衬衣。

有一天,我正站在拍摄场地,“咚”的一声,飞来一块石头,我的助理一头就栽在了地上。我们找了警察,可他们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吃到午饭的问题。您要知道,那里的人没的吃,怎么填饱肚子才是他们唯一的话题。

记者:警察知道您拍的是什么题材吗?

霍尔曼:我们考虑了很久,要不要告诉他们我们拍的是什么题材。我一直认为,不能说谎话,谎言早晚是要被揭穿的。所以,我们要坦白地跟对方讲,争取那些支持我们做这件事的人。当然,这就意味着不支持我们的人一直在打击我们。

没有那些支持者,我们不可能完成这部影片。比如,影片中那个演割礼师的妇女。她一生中干的就是为女孩进行割礼。为了保证真实感,我在事前就打定主意,一定要找一个真的割礼师来演这个角色。后来终于找到了这个女人。当她站在我面前时,翻译告诉我,她答应演这个角色。我问翻译,她为什么答应。翻译说,也许是为了做点好事。

电影拍完后,我们带着片子去吉布提播放。满场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电影结束后,一个非洲父亲站起来说,他永远也不会再让自己的女儿行割礼,因为如果不看这部电影,他不知道割礼会给女儿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因为在他们国家,没有人公开讨论这个话题。接着,又有几个父亲站起来,说了同样的话。从这个例子上看,那个割礼师也的确做了件好事。

记者:拍片过程很不容易吧?

霍尔曼:很艰难。我们花了很久才找到资金。而且,您知道吉布提什么都没有,摄制组去拍摄的时候要带上所有的东西,连灯泡都得带上。我们真该为这部片子的制作过程拍个片子。当然,观众不会知道这其中的辛苦,也不需要每个人都知道。

记者:摄制组去了多少人?

霍尔曼:我们一共去了45个人。选演员的同事在那里呆了八个月。我在那里呆了三个月。

记者:影片中您用了很多非洲当地人。

霍尔曼:对,演华莉丝父母的都是当地人。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开拍之后,我不得不更换华莉丝的“爸爸”,因为他拍了一天之后,突发奇想,向我们提出要一百万美元的片酬。我又没有印钞机,上哪里去弄一百万美元呢?(笑)所以,我只好把他炒了,另找了一个人来演爸爸。第二个爸爸倒好,拍着拍着就不见人影了,他是个好穆斯林,经常要去祈祷。我问周围的人:“爸爸哪去了?”,他们说:“他去祈祷了”。好吧,那我们只好等着。

还有一次,我们去拍一个水井。那里本来很空旷,周围什么都没有,可等我们到那里时,突然发现就在我们要拍摄的地方坐了一大堆人。

记者: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霍尔曼:要钱。在吉布提,我们每天遇到的问题就是钱。彼得,我们的制片人坐在仅有的一棵大树下跟他们谈判了好几个小时才谈妥。

当然,事后不会有人再问,这部影片是在什么条件下拍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管怎么难,片子也得拍出来,所以,我们就得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一切问题。

记者:影片中有很多很美的沙漠画面。您是自己一个人去选的景吗?

霍尔曼:我也觉得那些景色很美。出去选景时,我带了一个司机,单独一个人出去还是太危险了。您知道,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国家里,人命不值钱。

记者:您自己最喜欢这部影片中的哪个镜头呢?

霍尔曼:有两个我最喜欢的镜头。一个是华莉丝回到伦敦的索马里人居住区时,在橱窗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影子和玻璃背后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重叠在一起,让她想起了过去。还有一个,是摄影师提姆·斯帕尔给她拍照片时,两人之间的互动。他赢得了她的信任。我有意安排了这样一个很有人情味的角色,我希望影片中的华莉丝遇到一个有人性的男人,而不只是想从她身上赚钱的人。

记者:影片中的华莉丝是一个很纯洁的女孩。您为这个角色选演员时,是按照什么标准选的呢?

霍尔曼:她一定要纯,但还得能把模特的样子演出来。这就要求她有一定的身高,漂亮,还得会表演。她得能演出华莉丝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的那种沉稳,要把真实的华莉丝的一切都表演出来。我选了很多演员,最后选中了利亚·凯贝德(Liya Kebede)。

记者:您从多少演员中选出利亚·凯贝德的呢?

霍尔曼:1200个。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幸亏真华莉丝一下就同意了。(笑)不过,我事先也没让她见任何其他演员。她要求很高,如果你推荐给她一个演员,说这就是最好的,就是她了,她也就同意了。如果你跟她商量来商量去,那可就完了。

记者:影片中,人们关心的是改变华莉丝人生的那一天。作为这部影片的编剧兼导演,这部影片对您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从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您的人生吗?

霍尔曼: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部影片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我拍这部片子花了很长时间。在工作中,它也改变了我。在有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善良了,在有些方面更激进也更诚实了。

我认识到,生命是上天的恩赐,也认识到自己生活的质量。我懂得了要认真地、充满爱地去生活,要与我周围的人分享这种体验。而要做到这一点,人就必须保持真诚。

通过了解别人所经历过的痛苦,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自己有多么微不足道。他们承受的比我要多得多。我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才是英雄。通过他们我深深地体会到人要认真地活着,真诚地活着。人活得就是要真。

记者:《沙漠之花》非常成功,被提名为德国最佳影片。您的下一部影片准备拍什么题材?

霍尔曼:80年代,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保尔·瓦茨拉维克(Paul Watzlawick)出了一本书,叫《不幸生活指南》。我准备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不幸的生活”,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人不都经常努力让自己变得不幸吗?!(笑)

记者:祝您下一部影片获得成功!

霍尔曼: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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